IPCC第5次气候变化评估系列报告中，2014年4月13日在德国柏林正式发表的，继气候变化科学基础和气候变化影响后的第三份报告，即气候变化减缓报告被寄予极大期待，因为这份报告的内容，距离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最近。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二氧化碳排放从1970年的27Gt（CO2e）增加到2010年的49Gt（下图），当前的排放量更是达到每年52Gt以上。这些排放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排放两部分。直接排放中，农林和其他土地利用以及工业是两大块：分别占24%和21%，建筑业、交通和其他能源分别占6.4%、14%和9.6%。在间接排放中，建筑和工业分别占12%和11%，是最多的。

　　IPCC报告认为，目前有50%的机会将全球地表温度增加维持在联合国的2℃目标以下，但是人类2100年前释放的温室气体，必须不多于1550Gt。以目前的排放速度，这一限制在2050年前就将突破。

　　4月17日，针对IPCC第三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减缓的报告，《自然》杂志在报告发表后第一时间给出的评论中，却洒满失望。这篇由IPCC第三工作组数百名作者和评阅人，花费几年时间完成的报告，向世人提出警告：如果不采取切实政策和做出技术改变，世界将走向危险的升温。没有参与AR5的伦敦经济学院的BobWard认为，该报告已经“给出了所有分析，接下来就是领导人认真处理这些信息了”。

　　《自然》杂志评述文章附图：2010年49Gt排放分布

1 失于笼统？ 

　　然而，一些学者表达了对这份报告的不满。例如，他们发现关键结论一点也不令人吃惊，而且缺乏细节。报告刻意回避了一些特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尤其是排放大国（例如，中、美、欧盟和印度占全球排放的一半以上）应该做出清洁能源系统方面的改变等内容，而仅仅给出排放需要减少，成本可以负担这样的核心结论。来自挪威奥斯陆CICERO（国际气候和环境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认为，这样的“大图像”对于特别国家的决策者来说意义不大，而对国际气候谈判过程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可言。

　　很多国家科学家认同上述看法。牛津大学从事气候变化政策框架研究的学者指出，报告的主要发现是可预期的，并没有令人激动的内容。耳熟能详的内容和原则底线发出的声音，很难和报告包含的科学努力相匹配。

2 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 

　　报告还警告，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排放目标，与前述2℃的上限并不一致，而该上限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确定的。报告指出，要实现上限目标，需要在2020年前进一步大幅度减排。

　　IPCC也承认，可再生能源业在性能和降低成本方面正在取得实质性改进。但是，近年来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和煤炭在全球能源中所占比例，会让减缓的努力功亏一篑。

3 未来之路 

　　不考虑准确的排放目标，我们必须着手开始减缓培训，通过从根本上将全球能源升级到低碳形式，进入正确的轨道上来。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加实用和多样化途径争论不止。例如，2010年一些人在政策论文中指出，针对减少贫困问题——估计15亿人还没有用上电——孵化技术进步市场可能最终被证明较国际条约，如过期的《京都议定书》，更加有效。

　　报告的主要作者，来自哈佛大学的环境经济学家Robert Stavins强调，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最大挑战将是政治，而非技术层面。

　　大多数批评者同意，尽管IPCC并非与制定政策无关，但已经努力强化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而这一过程，能够迫使政策制定者了解气候变化科学知识，进而知晓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大小，这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