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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资料大会 发布日期 :2023-05-11  
♦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国际培训部 中国气象局外事服务中心 编译
一、11 月 16 日 资料大会开幕 主题:变化中的天气、气候和水资料形势
1.1 Gerhard Adrian(WMO 主席):开幕致辞
  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
  欢迎各位参与者,现在已经有 500 多人参会,体现出大家对资料政策、资料大会的浓厚兴趣。资料对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的科研工作至关重要。我这里有一则莱昂哈德·欧拉 200多年前写下的名言:“人必须足够准确地知道,大气状态是依据哪条自然法则来发展的。”我们都知道欧拉非常成功地建立了我们今天在各种天气预报中使用的方程,帮助我们理解气候变化。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观测问题,以及定义大气的阶段,计算下个阶段的大气状态。因此,WMO 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全球资料交换,这是 WMO 从 1950 年刚建立时就开始的任务。资料交换是天气预报和气候监测的基础。在《WMO 公约》中,它是本组织的一个基本宗旨,也仍然是 WMO 存在的一个核心理由。因此免费开放的交换气象资料已被写进第十二次大会 第 40 号决议中。我很高兴在屏幕上也看到了当时 WMO 的主席 John Zillman,就是在他的指导和领导下,第 40 号决议构思成型并最终确立。
  在欧洲,我可以告诉大家基本资料(essential data)的概念已经被欧盟借鉴来定义他们的开放资料(open data)立法。他们管这个叫高价值资料(high value data),我们叫基本资料,但是就是一个东西。之后,这个概念被借用到其他学科。比如,在第十三次大会第 25 号决议,水文学科也遵循了第 40 号决议的概念,但是没有基本资料集的界定,这一点我们至今都在努力完善。大会最后的决定是关于气候资料的第十六次大会第 60 号决议,基本上仅限于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这里应该交换的资料是 GCOS(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基础环境变量。自从 1995 年第 40 号决议制定以来,科技、互联网、卫星、超级计算机、卫星观测技术、地基观测设备都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进步。当然,在操作环境上也有了巨大的变化,私营部门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站在我这个 WMO 主席的角度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WMO 公 约》的第 9 条指出,所有会员应尽最大努力执行大会的决定。会员指的不是各国的气象部门,而是会员国。会员国应尽最大努力执行大会的决定。从这点上来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差别对于 WMO 来说并不用考虑,因为各国政府都有义务组织实施世界气象大会的决议。政府对商业活动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制定商业活动规则。在我们之后的讨论中,必须牢记这一点,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在我看来,WMO 的改革是个巨大的机遇,可以让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资料交换,跨越气象、水文和气候等所有领域,基于综合地球系统方法进行天气监测与预测,而不是在各个领域内单打独斗,这也是 WMO 的目标。新的资料政策还反映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认识,那就是 WMO 的资料交换必须对所有会员都有利,无论他们是富国还是穷国。这次大会让 WMO 有机会在更广泛的听众面前测试它的提议和新资料政策。其目的是倾听相关领域人士的意见并制定政策,以便在所有领域、包括公共、私营在内的所有部门以及研究领域取得最佳结果。效果、成果的达成总是和会员国政府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本次大会就像我之前解释的那样,非常重要。预祝会议圆满成功!感谢大家的参加。
1.2 Peterri Tallas(WMO 秘书长):开幕致辞
  欢迎大家参加近两年以来最重要的 WMO 活动,如果我们明年可以召开特别大会的话,特别大会的重要程度才能和本次资料大会相比。就像 Gerhard 刚刚说的那样,我们正在进行WMO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革,改革涉及各组成部门和秘书处等机构。上周我们在新组建的基建委员会基础上组织了第一次技术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很有历史意义。我们通过了 GBON(全球基本观测网 Global Basic Observing Network),设立了全球观测系统的标准,本周需要落实的是 GBON 倡议如何实施。
  在联合国大家庭中,WMO 是非常特殊的组织,是使用大数据的鼻祖。在 1873 年国际气象组织(IMO)建立的时候,我们就推动免费的资料交换,这在当时是 IMO 的立命之本,现在也是。最好的例子是即使在冷战期间和其他学科领域出现困难的时期,我们还在坚持交换资料。我们开展的这项改革青睐地球系统方法。我们不用像过去一样分为气候、水文、海洋、大气成分各个方面,而要把地球系统看成一个整体。Gerhard 经常说,我们的基石是第 40 号决议,我很高兴,John Zillman 博士也加入了我们,他在这种方法的确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附录上也描述了哪些资料是基本资料。这是 1990 年代的伟大成就。但是现在这项决议面临很大挑战。资料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与决议制定当时比较有了进步。比如,我们不再谈论 6小时资料了,而是谈论分钟级别的资料。有一些会员只认为 6 小时资料是基本资料。我们还有大量新的资料集,通过雷达,获得探测资料以及部分区域的雷达资料。我很高兴 Sue Barrell博士也在参会,她在如何更新决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还要考虑第 25 号决议和第60 号决议,处理气候和水文资料。我们也一直在讨论“第 42 号决议”,这些决议都要考虑。这次资料大会的结果要放在特别大会上讨论。特别大会的召开距离现在还有一年,我们会在特别大会上通过你们的建议。
  我们还有严重的资料缺口,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会讨论。非洲、太平洋岛国,拉丁美洲的资料缺口都给当地的预报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特别是在长期来看,这也会影响全球的观测质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共同的挑战。一部分是缺少观测站的原因,另一部分是缺乏资料交换意愿造成的。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有人会把这些资料用作商业用途。我们采用创新的方式改善观测体系和资金渠道,同时也推出了 SOFF(Systematic Observation Financing Facility)计划,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观测站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这几天你们会了解更多关于 SOFF 倡议的信息。我们的目的是调动起你们的资金,在接下来的几年完成这项倡议。
  就像 Gerhard 经常说的那样,私营机构也是我们这个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私营部门在观测系统中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所有会员,包括最穷的和最富的,都能获取到这些资料集。这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大的挑战,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正在努力让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疫苗。我们 WMO 的挑战也类似。当提到私营机构资料的时候,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模式,让所有会员都能获取这些资料。这也是我们本次大会期待看到的成果之一。
  我们是全球开放资料的开创者,除了我们的基本气象资料以外,我们还要涉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资料,如水文等。我们正在和其他 10 个联合国的机构合作,构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水文资料的可用性和开放交换程度。当前另一大挑战是海洋观测体系的状态。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GCOS 全球海洋观测体系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需要更多关注。
  最后,我想说,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活动,没法面对面地看到你们真是一个遗憾。现在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这次视频会议产生最大的效果。我刚刚知道我们已经有 1 千多人报名参加本周的会议,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尽管现在在线出席的有 600 多人,但是接下来的几天还会有更多人。我要特别感谢本次会议工作组,他们已经筹备会议几个月时间了。我相信这些基础工作会保证会议成功举办。会议结果会由执行委员会、政策咨询委员会来处理,最后,我们会在明年特别大会上通过你们的建议。欢迎大家参会,这个会议很重要,祝大会成功!
1.3 John Zillman(WMO 前主席):WMO 资料交换的起源和第 40 号决议
  17 世纪温度计和气压计的发明将气象学从哲学转变为科学,并开启了资料交换免费、不受限制的悠久传统,作为气象国际合作研究实践的决定性原则。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科学领域或人类事业像气象学这样,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建立在个人、机构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收集和共享基础之上。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资料和资料交换仍然是 21 世纪气象学的命脉,也是 WMO 继续存在的理由。很明显,全球天气气候事业和国际资料形势都在迅速变化。随着大数据技术重塑信息经济,WMO 资料交换系统必须与时俱进。
  虽然 21 世纪初的起点已经由《WMO 公约》和第 40、25、60 号决议定义好了,但是我相信,在设计和构建一个更综合、更有活力的新地球系统资料管理体制时,对之前政策制定的历史、哲学、经济背景保持敏感是很重要的事。因此,我将简要说明我认为推动 WMO 资料交换体系成型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和事件。
  起源
  从历史上看,观测资料在气象学成为一门全球性科学中的突出作用要追溯到 19 世纪初杰出的德国博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他将真理和知识的启蒙概念扩展到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收集和利用不同地方的气象数据绘制温度和其他气象变量的等值线,为描述和解释气候的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
  但是气象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与它作为一种服务的发展是并行的,服务甚至对资料交换的依赖程度更高。功利主义的观点通常可以追溯到马修•方丹•莫里和 1853 年布鲁塞尔会议达成的协议,该协议旨在从船舶日志中收集和共享气象资料,以改善海上航行,帮助确保海上生命安全。
  国际气象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1873 年维也纳会议将“资料获取知识”和“资料获取实践效益”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这一会议被普遍认为标志着气象组织前身国际气象组织(IMO)的起源。
  在接下来的 75 年里,IMO 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担任各国气象研究所的主管。在他们的领导下,IMO 将 20 世纪的气象学发展塑造为国际合作的典范:
  • 作为科学家,其会员致力于分享他们的资料,用于研究以增进知识,最好地遵循了洪堡定下的传统;
  • 作为各个国家服务机构的主管,他们依赖于来自邻国的资料,使各国能够提供预报和预警,在许多情况下,提供预报和预警是这些机构存在的意义。
  对仪器标准化和资料共享的承诺在 IMO 的“全球测站网”概念中表述得非常明确。长期任职的 IMO 主席 William Napier Shaw 爵士将这一全球网络雄辩地描述为世界气象机构间国际合作的指导原则:各国应维持为各自的气象或经济目的所需的台站,并交换由此获得的信息,通过电报来交换各个国家绘制每日天气图所需的观测资料,通过商定形式公布气候站所需要的资料。
  在 Napier Shaw 爵士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资料交换的中心地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 在科学研究方面,与国际研究理事会共同赞助 1932-1933 年第二个国际极地年,其重点是收集极地地区的气象学数据;
  • 在实用方面,支持民用航空安全和效率的业务气象资料需求大幅增长。
  WMO 的诞生
  事实上,正是各国政府管理国际民用航空的职责以及政府在资料交换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让 IMO 1940 年代的领导人相信,现在是时候把主要是非政府的 IMO 转变为完全政府间(但仍然是科学主导的)的世界气象组织(WMO)了。
  1947 年的《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确定,收集、交换和应用气象和相关地球物理资料是进行国际合作以及 WMO 存在和运作的基本理由。气候学委员会组织邮件收集资料进行科研。天气气象学委员会(后称基本系统 Basic System)的重点是收集和交换观测资料,以供实时实际应用。
  国际地球物理年
  随着《WMO 公约》和组成机构的建立,1957—1958 国际地球物理年(IGY)加强了科研和业务这两条资料收集的渠道。但 IGY 发挥了更为突破性的作用,1957 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 Sputnik-1,美国在 1960 年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 Tiros-1,这为国际气象学提供了可靠性,也提供了机会,可以利用冷战的地缘政治和太空时代的曙光来触发美苏之间的合作,这将孕育出世界天气监视网(World Weather Watch)和全球大气研究计划(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Programme)。
  世界天气监视网(WWW)和全球大气研究计划(GARP)
  WMO 的创始者们积累的所有经验和智慧,以及成功实施 IGY 的经验都凝结在以下这些历史事件中:1961 年 9 月,美国肯尼迪总统向联合国提出,气象学应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中发挥带头作用;在大会 1961 年 12 月作出回应的决议中;特别是在 1962 年 3 月肯尼迪总统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之间的书信往来中:
  • 肯尼迪致信赫鲁晓夫(1962 年 3 月 7 日):“通过我们的太空计划,联合建造一个早期气象业务卫星系统,为所有国家提供可以及时可用的全球天气资料。这可能是我们能为人类提供的最好的服务了。我建议美国和苏联各自发射一颗卫星来提供云量……为所有国家提供其他商定的气象服务。”
  • 赫鲁晓夫回复肯尼迪(两周后):“在人造地球卫星的帮助下,组织一个世界天气观测服务机构给人类能带来的好处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准确和及时的天气预报将是重要的下一步……这将有助于……应对自然灾害……。改善人类福祉。让我们也在这个领域合作吧。”
  因此,1963 年原则上商定并于 1967 年正式通过的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从根本上基于全球合作收集和分发资料用作公益的概念。苏联费德罗夫院士富有表现力地总结了世界气象观测的概念:各国气象部门将合作致力于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即观测、信息收集和传播、信息处理和分析以及……科学研究。
  随着 GARP 全球天气试验成为未来世界天气观测业务的原型,研究资料和业务资料之间的历史区别逐渐消失。
  我认为,世界天气监视网是迄今为止为科学或其他领域的持续全球合作而设计的最成功的国际系统。当然,到 1980 年代中期,在 WMO 社区中,人们对现有的全球框架感到非常满意,这个框架将为气象领域所有机构提供所需的基本资料,以支持:
  • 各国国家气象部门(NMSs)提供的公共气象服务;
  • 国家气象部门(NMS)和私营机构提供的增值服务;以及
  • 学术、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气象研究。
  正如我们在 1987 年编写 WMO 十年长期计划时所说,国际气象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似乎是逐步将当时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可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扩大到所有国家。
  商业化
  正是在这种满意、自豪和乐观的气氛中,WMO 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生存威胁,危及免费、不受限制的国际资料、产品和科学知识交流体系。事实上,上世纪 80 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向气象学的延伸,让我们措手不及。
  WMO 执行理事会试图通过更明确地区分“基础”和“专业”服务,帮助会员国解决最初被称为“商业化问题”的问题。但是,各国气象部门拒绝通过世界天气监测网交换资料,他们现在需要把本来免费交换的资料出售,用于筹集运营资金。人们很快意识到,真正棘手的事已经变成公共资料池中资料丢失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升级,WMO 的措辞也从“商业化问题”变成了“资料交换问题”。
  后来,1987 年和 1991 年的 WMO 大会向会员国承诺维持免费和不受限制的资料交换政策,但为时已晚。气象界的想法已经分裂,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免费和不受限制的交换资料”,另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气象资料的“免费交换”将成为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和经济变化的必然牺牲品这一事实。
  由于各国气象部门扣留了以前免费交换的资料,和它们有关联的机构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报复。WMO 各国气象部门之间相互支持和信任的传统正在被竞争和不信任所取代。各国气象部门之间、WMO 执行理事会成员之间以及 WMO 会员国政府之间关系紧张,甚至诉诸法律途径。
  随着 1995 年 WMO 大会的临近,人们普遍猜测,我们在气象学方面已建立的国际合作体系正面临终结,并处于一场全球气象资料战争的边缘。
  第 40 号决议
  在 1995 年的大会上,第 40 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时间在这里讲了。可以这么说,尽管决议文本及其四个附件中有各种条件和警告,大会承诺 WMO将继续免费、不受限制地进行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流,并把它作为“WMO 的基本原则”。
  第 40 号决议的通过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 直到 1995 年 6 月 21 日下午 WMO 的主席敲下木槌之前,一切都可能一触即发,脆弱的共识随时可能崩溃。
  • 它的通过更多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相信气象国际合作的好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法律或经济论点的产物。
  • 在该法案通过时起立鼓掌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将如何让它生效。
  在接下来的 8 年里,第 40 号决议的执行绝不是直截了当或全面的,但据我所知,WMO社区中没有人后悔让该决议通过。我们通过 1999 年大会第 25 号决议,将其扩展到水文学领域,并通过 WMO 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密切伙伴关系将其扩展到海洋学领域。我们将其基本原则纳入到全球气候观测体系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我认为,公平地说,它对全球地球观测系统(GEOSS)采用免费交换资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第 40 号决议基础上
  我的印象是,自 1995 年以来,免费资料交换的经济和政策基础得到了显著加强。长期以来,公众预测和预警服务一直被作为经济公益的教科书范例,现在更清楚地看到,大多数基本气象基础设施和资料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种特征,如何使它们提供的服务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是当地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将提供公共利益视为资本主义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而在 2000 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乔·斯蒂格利茨阐述了数字时代政府提供基本公共预测和预警服务的经济基础。而且,为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提供服务,服务于当下也服务于未来,基于这点,国际交换的气象资料成为全球公益事业中最杰出的典范。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框架,使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在全球基础设施运营和服务提供中发挥互补作用。
  在第 40 号决议之后,关于为什么 WMO 的创始者没有在公约的文本中明确规定资料要“免 费和不受限制的交换”这件事引发了讨论,参与讨论的人里还包括《WMO 公约》诞生时就在场的人。主要结论是,在那些日子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的喜悦中,免费和不受限制的资料交换对整个世界来说似乎是如此不言而喻的正确事情,甚至有了这样的暗示意味,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可能性几乎都是不恰当的。
  我们还讨论了随着 90 年代中期危机的过去,是否可以改进第 40 号决议。但很快就清楚意识到,第 40 号决议的一代人对几乎完全失去免费资料交换的这段经历深受创伤,我们不愿意为了建立一个更好更活跃的框架而重新讨论这些问题,制造冲突。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尝试将“免费和不受限制的交换”明确纳入公约的文本,因为这样可能又要引发对这个问题重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