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百年评述论文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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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天气和气候变化
发布日期 ：2026-01-05
作者：Maria Carmen Lemos; Hallie Eakin; Lisa Dilling; Jessica Worl
编译：田晓阳 贾朋群
摘要：现在很少有人否认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隶属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而且一般公认，人类实质上同时是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美国气象学会（AMS）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支持着天气和气候科学，但直到最近才将社会科学纳入其中。本章中，我们回顾了社会科学在气候影响方面的一些趋势——目前正在借此了解人类与天气、灾害和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包括科学地使用科学，脆弱性和适应性，气候变化、健康和安全。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在 AMS 期刊中稳步增长并对该领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关注影响的专门期刊《天气、气候和社会》 发布后），但在 AMS 内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来体现文献中众多的天气和气候社会研究领域。剩下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提高 AMS 产生的知识的可利用性和使用，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提供信息。
1 引言
美国气象学会（AMS）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支持和培养气象学和气候变化的科学，但直到最近才将社会科学纳入（Demuth et al. 2007）。本章中，我们回顾了一些推进人类与各种形式气候性变化——天气、灾害和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理解的社会科学，以及它们的影响和潜在的解决方案。
虽然气候变化一开始是大气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Sarewitz and Pielke 2000），但人们很快发现，要理解和解决其在全球和地方上的涉及的广大范围，需要的不仅仅是大气和海洋科学。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种关注气候变化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出现。虽然社会科学在这方面起步偏晚，但在影响力以及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数量方面都有了显著增长。由于这种快速增长、多样性和广泛的聚焦，此处无法体现所有社会科学方向，并且可能偏向于我们自己开展工作的那些领域。我们也承认， AMS 一百年历史中直到最近，社会科学才在其期刊中占一定位置。我们在这里的目标是将大量关于天气和气候的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一些趋势置于本文集的背景之下，并确定这些趋势中的研究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章既不是过去 100 年来所有社会科学的总结，也不是系统性提出未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的尝试——这两项任务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像减缓和能源，全球治理，以及公众舆论和怀疑主义的作用等焦点领域虽然有大量文献和关键价值，但鉴于其在 AMS 期刊范围内较少出现，我们并未纳入本次回顾。 本章组织如下：首先，我们关注社会科学在气候研究中的总体作用，及其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包括 AMS 内的情况。其次，我们调查了天气和气候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灾害事件中社会的贡献值，知识应用的科学，沟通，以及气候正义。第三，我们回顾了关于脆弱和适应的庞大文献，特别关注在知识理解和复杂性不断增长两个层面上的总体趋势。最后，我们简要评估 AMS 期刊中的两个新兴领域，气候健康，以及气候和安全。我们尽量提供 AMS期刊上的参考文献，特别是《美国气象学会会刊》（BAMS）和《天气、气候和社会》（WCAS）。
2 美国气象学会中的社会科学
BAMS 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较为常规地发布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跨学科问题，例如天气和气候及极端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城市化与天气模式之间的关联， 预报和预警的社会科学专业决策，预报和警报的传播，天气和气候信息的经济价值，决策中信息的使用，以及特定天气或气候的损害归因。不过 BAMS 的关键主题仍集中在天气和气候上（图1）。
1976 年， BAMS 用一些版面展示了 AMS 科学和技术活动委员会对“科学界关于有效促进解决我们社会问题的必要性的辩论”的一系列观点（Winchester 1976）。在 2000 年代， AMS决定在总部内设立一个政策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夏季政策讨论会；并于 2006 年启动了一个新的年会会议路径，一开始叫“政策和社会经济研究专题研讨会”，后来更名为“社会应用研讨会：政策、研究和实践”。此外，也组织跨学科的年轻学者社群（Demuth et al. 2007, p. 1729）。
2009 年， AMS 最终推出了跨学科研究的期刊《天气、气候和社会》。如图2所示， WCAS上的作者主要关注气候信息的可用性问题和决策；沟通；风险和危害；脆弱性、适应性、恢复力和适应能力。
图1和2说明了 AMS 中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总体而言， WCAS 中的同行评审文章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主题（图2），而 BAMS 中的同行评审文章倾向于关注与气候和天气相关的问题（图1）。
WCAS 的直接引用网络（图3）显示了两个主要的相互关联集群：一个围绕风险认知、知识可用性、气候和天气的政治生态；另一个围绕天气和天气沟通。该分析表明 AMS 内社会科学的多样性日益增加，但也表明 AMS 的其他领域存在增长和深度整合的空间。
为什么选择社会科学？
（重要性略）
一方面，社会科学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气候变化的人文维度”这一非描述性范畴。今天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和许多人文学科（如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及其跨学科领域（如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和人类生态，城市研究，组织研究，决策科学和复杂系统）都将注意力转向天气和气候相关问题。大部分知识产出来自长期的学科传统，例如，关注环境风险认知（例如， Slovic 1987; Kasperson et al.1988），危害和灾害风险管理的有效规划和政策（例如， White 1973; Burton et al. 1978），粮食安全研究和政策以及国际发展中的研究（例如， Sen 1981; Watts 1983），环境治理（Ostrom 1990），以及了解气候和天气的社会影响（Glantz and Katz 1977; Glantz 1982）。另一方面，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在天气或气候变化领域，社会科学还远远达不到物理和自然科学对资金和关注的掌控（NRC 2009b; NAS 2018）。
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将不同学科结合起来以理解和解决气候问题）和超学科性（有意让天气和气候信息的使用者参与知识创造过程）的需求渐长。特别关注点在于天气、气候和社会系统的交叉，研究灾害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我们减轻这种影响的能力，这些关注点塑造了关于人类面对风险时的行为、对政策激励的行为反应和决策的制度背景的相关理论和概念。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环境运动开始之时，环境心理学家创造了分析工具来评估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和对环境的态度，以及解释非专家（普通人）与专家对风险认知差异的理论（Slovic et al.1981）。这种研究与美国危害研究和政策的演变正好吻合，代表之作为 GilbertWhite 针对当时洪水风险管理政策的低效率和失败的研究（White 1986）。 White（1986） 揭示了危害风险管理政策的不足之处：仅关注基础设施干预和早期预警系统，而没有考虑公众对危害信息和风险的态度、认识和相关的行为反应。
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强调，只有改进风险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信息，才能解决社会面对灾害的脆弱性。社会科学家基于决策制定方面的新见解，例如“有限理性”的概念（Simon 1955），质疑一个假设，即与危害相关的额外信息——气候预报、早期预警或者更准确的洪水图等——都必然带来更好的决策。此外，脆弱性的其他方面，如决策启发式方法、风险认知、环境态度、经济和公共政策，都在塑造行为反应方面存在相互作用（Burton et al. 1978）。
同样，理解为什么在决策中使用气候知识，或者不使用气候知识，在 AMS 的物理气候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80年代，耦合大气-海洋系统方面知识的进步使得有一定技巧提前几个月预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气候模式（Zebiak and Cane 1987），并揭示了 ENSO 与干旱和世界不同地区洪水事件的遥相关（Ropelewski and Halpert 1987）。这些进展为世界各地农民、水资源管理者、渔业和其他资源管理者在决策中利用 ENSO系统的可预测性打开了大门。这些早期研究还涉及理解怎么样表征和衡量干旱才能让指标在决策中更有用（G Glantz and Katz 1977; Katz and Glantz 1986） ——包括开创性地认识到干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具体取决于学科或社会视角（例如，农业、社会经济或水文学）（Wilhite and Glantz 1985）。
早期研究季节到年际气候预测应用的实验，集中在巴西东北地区、秘鲁和智利、非洲南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地区（Hammer 1994; Pulwarty and Melis 2001; Broad et al. 2002;Orlove et al. 2004; Vogel et al. 2007）。不少实验表明，这些预报的实际使用令人失望，低于科学家的预期，并且充满了公平性和潜在的意外后果等问题（Lemos and Dilling 2007）。 20 世纪 80年代和 90 年代该领域的演变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对两个相耦合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为什么决策者使用或不使用气候信息，以及气候研究要如何实行才能更适用于决策（Vogel and O'Brien 2006; Patt et al. 2007; Dilling and Lemos 2011; Lemos et al. 2012）。
从那时起，这方面的文献已经有所扩展并且日益成熟，远远不限于季节性气候预测，转而包括所有形式的气候信息，和健康转化科学、商业、组织研究、社会心理学以及 STS（科学、技术和社会）等各种领域的不同分析框架。这些方法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气候信息使用的局限和机遇的理解，而且还为在水管理、农业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与不同从业者团体的接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Lemos and Morehouse 2005; Bolson and Broad 2013; Briley et al. 2015;Kalafatis et al. 2015a; Prokopy et al. 2017; Vogel et al. 2016）。
从不止一种意义上讲，上述广泛的文献源使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响应有所了解。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回顾。我们将在几个特定研究领域的背景下研究这些问题的演变：科学应用的科学，脆弱性和适应性，以及气候影响、健康和安全之间的交叉。
3.天气和气候的社会科学
a. 可用性和沟通科学
1）了解天气和气候信息的认知、价值和使用
天气预报的生成、使用和理解是社会科学家和大气科学家之间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合作领域。技巧验证是大气科学的一个常见功能，而预报的人文维度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的焦点。领域内的早期研究比较了“客观”和“主观”预报技巧（后者来自预报员的判断而不是数字统计程序； Murphy and Brown 1984）以及了解公众如何理解预报以及是否相信预报（Fischhoff and MacGregor 1982; Murphy et al.1980）。
最近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对以下方面的认知：飓风预报和撤离决策（Dow and Cutter 2002;Broad et al. 2007; Demuth et al. 2012; Lazo et al. 2015; Bostrom et al. 2016; Demuth et al. 2016），沿海风暴疏散消息（Cuite et al. 2017），暴洪警告和风险认知（Benight et al. 2007; Ruin et al. 2007;Lazrus et al. 2016; Feldman et al. 2016），龙卷风警告（Barnes et al. 2007; Simmons and Sutter 2009;Hoekstra et al. 2011; Klockow et al. 2014; Ripberger et al. 2015），干旱预警（Pulwarty and Sivakumar 2014）， 针对概率的沟通（NRC 2006a; Joslyn and Nichols 2009），帮助弱势群体的挑战（Phillips and Morrow 2007; Hayden et al. 2007），以及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恶劣天气和警告（Sutton et al. 2008; Freberg et al. 2013; Morss et al. 2017; Demuth et al. 2018）。在领域发展过程中，社会科学界一直呼吁对预报和预警的社会科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Montz and Gruntfest 2002; Morss et al. 2008b; Gladwin et al. 2009; Gruntfest 2018）。
20 世纪 90 年代，天气界也开始更系统地关注天气事件的社会影响，以及天气信息应如何在避免损失和死亡方面发挥作用。 Stanley Changnon 是 AMS 期刊中该领域最频繁的撰稿人，关注大气科学在预知能源需求和供应方面的潜在作用（Changnon et al. 1995），减轻热浪的影响（Changnon et al. 1996），经济和人类健康影响（Kunkel et al. 1999），研究农业气候预报的使用（Changnon 2004），以及天气衍生品和风险模型的出现（Changnon and Changnon 2010）。随着气候变化的作用成为更为突出的政策问题，一些工作转向了损失归因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表明，社会对于建立资产的方式和地点的选择，导致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物质损失。该研究还表明，即使气候变化减缓，这种损失也不会减少（Changnon et al. 2000; Pielke 2007a）。
气象社会科学跨学科工作的另一类工作是调查预报或一般天气信息的经济价值。早期工作主要集中在农业应用，如休耕/种植决策和水果霜冻响应（Stewart et al. 1984; Brown et al.1986），但现在已扩展到许多其他天气和气候领域（例如，飓风预报的价值； Letson et al. 2007）。
2）天气和气候信息的可用性
学者已经发现了人们不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或者至少不充分发挥其潜在作用的几个原因。其中一些原因与信息本身的特征有关（可信度、显著性和正当性； Cash et al.2003），而信息本身的特征又受到信息在研究过程中具体生成方式的影响（空间和时间尺度，预测技巧，预报有效时间，对预报和过程的信任度以及对预报产品的获取和理解； Dilling and Lemos 2011）。其他制约因素在科学过程之外，与决策环境有关（Dilling and Lemos 2011），比如针对信息来源存在不灵活的制度规则，事项优先等级，组织文化和奖励结构，替代行动方案等。
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信息的使用不是中立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加强或重演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不公正。例如， Broad et al. (2002)发现，渔业公司用 ENSO 年际预报来缩减规模和裁员，生计相关的渔民反而不怎么用。
所以研究届一直致力于了解如何在实践中改进信息的使用。合作的核心在于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强调“从用户需求出发”，同时考虑到科学的可能性和局限性（Meadow et al. 2015）。这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线性思考模式不同：科学家脱离社会需求开展研究，然后将结果置于“装载码头”，其他人捡起来用（Cash et al. 2006）。恶劣天气气象界的社会科学研究认为，需要将研究过程重新定义为“端到端”，体现多方向沟通，与多个合作伙伴的持续互动以及跨学科合作（Agrawala et al. 2001; Morss et al. 2005）。
组织机构可以在使科学更易用于决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边界组织”是指那些位于科学信息生产与决策之间的界面上的组织（McNie 2008; McNie 2013; Guido et al. 2016; Feldman and Ingram 2009; Lynch et al. 2008）。成功的组织能在跨界翻译、调解和沟通中发挥作用。
研究还指出，应有意识地促进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交互（Meadow et al. 2015; Wall et al.2017）。如果认为科学是“别人的工作”，通常意味着应用科学的优先级降低，上不了讨论台（Dilling and Lemos 2011, Meadow et al .2015）。
3）天气和气候的沟通
影响气候信息可用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潜在用户如何获得和理解信息。社会科学家到最近25 年才开始深入参与气象界的跨学科研究，探讨个人为什么忽视恶劣天气警告，或人们听到天气预报时实际是怎么理解的，等等（Demuth et al. 2011）。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正在迅速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他们与这些信息来源互动的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沟通的定位，将其视为“在不断变化、不确定的世界中，在宏观社会技术背景之下，人之间的互动体验”（Morss et al. 2017, p.2654）。同样，技术进步可以向特定受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气候变化信息定位和定制服务（Bostrom et al. 2013）。 Morss et al.(2008a)认为，让未来的天气研究和预报更易使用的关键在于理解当前普通人是怎么理解天气信息的。
4）知识可用性的挑战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如何用上天气和气候科学，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不了解决策背景及其如何影响对气候信息的吸收和利用；并不清楚科学知识应如何用于解决气候问题（例如，P Pielke 2007b; Lemos et al. 2018）；合作产出的积极和消极后果(Lemos et al. 2018)；更好地理解气候影响的赢家和输家等。
b. 脆弱性和适应性
1）脆弱性和气候
社会科学产生的大部分核心知识与气候压力和变化下社会脆弱性的构成以及适应相关。早期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环境决定性倾向，社会科学的主要问题着眼于人类针对不同且通常不利的气候压力和环境限制的调整（Peet 1985）。最初，与气候事件相关的脆弱性被认为源自外部环境压力源——是个体和社区暴露于极端和不利环境条件的结果（O'Brien et al. 2007;Adger 2006）。
人文环境研究的环境决定论开始受到诸如 Carl Sauer 和 Julian Steward（Solot 1986; Judkins et al. 2008）等学者的挑战，他们仔细记录了社会实践和社会组织重塑自然景观来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式。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社会科学家提出证据（例如， Hewitt 1983; Watts 1983;Liverman 1990; Cannon 1994; 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 表明，社会系统在创造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导致脆弱性的差异（经常是不公正）分布。这种关于社会导致脆弱性的政治经济观点越来越成为全球对气候变化风险、气候正义和气候影响的理解的核心，最近的 IPCC 评估也反映了这一点（Eakin and Luers 2006; Adger 2006）。
文化生态学、人文生态学以及最后加入的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出现实现了对影响环境变化的社会因素，以及社会系统对环境约束的创造性和创新响应（例如， Mortimore 1989; Netting 1993）的跨学科研究。虽然这些工作早于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但所产生的知识为适应研究提供了实证和理论基础。
2）气候适应
适应规划一开始遵循影响评估：一旦可以从生物物理模式、情景或暴露和灾害频率的历史评估中确定预期气候影响，那么可以提出特定形式的技术或政策干预，来减少这种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开发署赞助了国家研究计划中的适应和脆弱性规划（USCSP 1999）。英国开展了气候影响计划（UK CIP）（McKenzie Hedger et al. 2006）。国际上，联合国提出了适应政策框架（Spanger-Siegfried et al. 2004）。
然而，这些框架的运作受到现实决策背景的挑战：气候风险和脆弱性只是公共部门面临的众多压力因素之一（O'Brien and Leichenko 2000），适应本身又需要特定技能和能力（而又通常缺失）（Eisenack et al. 2014），适应决策所涉及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往往优先于风险和影响的技术考虑（Vogel and O'Brien 2006）。现在有意识、有计划的适应为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促进对气候信息、情景和预测的响应的挑战的理解（Eakin and Patt 2011）。
3）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的演变和挑战
关于气候风险、脆弱和适应的社会科学视角已经发展成为充满活力、多样化和高度跨学科的领域。一些学者注意到“适应科学”已经出现：一个基础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研究兼具的领域，以及专注于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提高决策能力的应用科学（Meinke et al.2009; Moss et al. 2013）。其他人质疑我们对脆弱性和适应性的理解是否已经足够成熟到可以称为科学（例如， Swart et al. 2014）。我们接下来列出跨学科人文环境研究的一些当代核心挑战和机遇。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关于适应性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构成的假设相对来说并未经过检验（Engle and Lemos 2010; Swart et al. 2014）。例如，适应能力，或促进有效应对气候压力的任何系统、组织或家庭的属性，都与很多因素相关：物质资产禀赋（Yohe and Tol 2002）；信息、知识和金融的获取（例如， Eakin and Bojorquez-Tapia 2008; Speakman 2018）；认识和认知（Grothmann and Patt 2005; Marshall 2010; Torres et al. 2018; Doll et al. 2017; Ambrosio-Albala and Delgado-Serrano 2018; Mkonda et al. 2018）；身份、文化流程和社会关系（例如， Frank et al.2011; Torres et al. 2018）；以及作出决定的宏观和动态的治理和制度背景（例如， Engle and Lemos 2010; Eakin 2005; Peregrine 2018; Gaskin et al. 2017）。尽管如此，方法论上的挑战限制了对这些假设能力属性进行严格测试（Engle 2011）。例如，研究人员仍然不确定，哪种属性组合能够最好地实现适应性行动，或者某些特定属性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取舍（Engle and Lemos 2010;Eakin et al. 2014; Nelson et al. 2016）。一些新证据表明可能存在一些属性——例如人对地方的依恋感（Halperin and Walton 2018） ——对适应有激励效果，但如果当前的适应行为变得不可行，则会阻碍更重大的变化（Marshall et al. 2012）。
其次，虽然普遍认为人类福利和福祉相对较高的社会更具适应性，但经济发展与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经济学家证明，气候冲击和压力对低收入人群造成的伤害往往远远大于他们富裕的邻居（例如， Paolisso et al. 2012; McNeeley 2017）。自然灾害和长期暴露于环境冲击会降低经济稳定性和增长能力，加剧贫困和健康影响（Hallegatte et al. 2017;Bedran-Martins et al. 2018; Githinji and Crane 2014）。其他人质疑贫困与脆弱性的关系是否就是线性关系，认为其受到历史、制度和政治经济背景的制约（Eakin et al. 2014; Nelson et al. 2016;Paolisso et al. 2012; McNeeley 2017）。在某些地方，投资“通用” 的能力，如教育、健康和“良好的政府管理”，可能比创建保险市场、预警系统和减少暴露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更为有效；但在其他地方则可能更需要具体气候灾害的管理。
第三，随着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在气候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做出降低脆弱性的决策，我们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适应都是好的”（Eriksen et al. 2011）。适应的政治性对社会科学来说不算新闻[参见，例如， Blaikie et al. (1994) 或 Watts (1983)所述的政治生态学和环境变化的早期工作]，不过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适应通常被展示为非政治的一种技术或政策管理工具。然而，适应与任何决策过程一样，都嵌入在做出决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学者们指出，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前所未有的变化，适应可能无法降低脆弱，或者可能对某些人群有用，但会增加其他人的风险（Barnett and O’ Neill 2010; Eriksen and Brown 2011; Dilling et al.2015b）。适应决策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通常反映了任何社会系统中更有影响力的团体的意图、优先事项和行为轨迹（Eriksen et al. 2015; Manuel-Navarrete and Pelling 2015）。
第四，社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为了理解适应选项产生的复杂时空影响， 需要理论上的进步（Nelson et al. 2007）。从复杂的系统动力学和社会生态恢复力出发，适应科学开始关注“适应路径”：决策周期的轨迹，实验和学习过程，反思和调整（Haasnoot et al.2013）。在方法论上，评估脆弱性和适应性的复杂系统方法使得动态系统建模工具被广泛使用，并采用可以探索意外阈值、非线性系统响应和适应不良结果的可能性的方法，将其作为学习的载体（例如， Fraser et al. 2011）。然而，要衡量代表脆弱性的关键社会属性， 和在模型中进行整合， 具有很大挑战——很多指标不是还不存在就是难以量化。在系统层面评估的社会指标通常呈现为静态：其演化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干扰将这些指标与生物物理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预测相结合的尝试（Jurgilevicet al. 2017）。因为逐渐认识到在很多（或者大多数）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动力（例如，人类认知、社会文化关系、政治过程、制度结构和经济轨迹）在系统变化中占主导地位，所以在探索性建模和气候情景研究中充分体现社会动态和复杂性的挑战就显得更大了（Davidson 2010; Manuel-Navarrete and Pelling 2015; Eakin et al. 2017）。
第五，面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和政治变化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很多市政当局和社区将恢复力视为理想目标（Meerow and Newell 2016）。 这种恢复力概念在城市规划者和整个公民社会话语中的传播，体现了地方一级对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的接受，以及认识到保持现状不太可能实现可持续未来而引发的社会转变。现在的恢复力规划强调社区中的新资产，认为生态过程是创建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的基础（Pickett et al. 2004; Childers et al. 2015）。根据制度分析的结论，这种规划也鼓励更加分散和高参与度的治理（Bahadur and Tanner 2014; Meerow and Newell 2016）。对于许多人群 ，特别是那些最受冲击和压力负面影响的人群，维持现有系统功能并使社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是不够的。他们要求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经济条件得到改善。在这些情况下，问“什么恢复力？为了谁？在哪里？为什么？”就很关键了（Meerow and Newell 2016）。
c. 气候、健康和安全
AMS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发表了关于天气、气候和健康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到 20 世纪90 年代社会变量的作用逐渐扩大。 研究包括热岛的影响、预警系统、不同干预措施的成本和效益，以及气候相关要素和地球物理要素与健康的交叉（例如， Kalkstein et al. 1996; Ebi et al.2004; Kunkel et al. 1999; Greene et al. 2011; Abdussalam et al. 2014; Githinji and Crane 2014）。虽然气候安全研究在 AMS 期刊中不那么突出， 但有一些关注安全的文章（Butke and Sheridan 2010; Gleick 2014; Malone 2013）值得一提。
1）气候与健康
公共卫生和社会科学学者领导的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包括健康风险的社会驱动因素和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关于气候和健康的章节强调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 1）气候和天气的直接影响（如热、冷和洪水）； 2）以生态系统为介的影响（例如，载体传播和其他传染病；食物和水相关腹泻感染；以及污染物暴露对健康的影响）； 3）以人类机构为介的健康影响（如营养和职业与心理健康）（Smith et al. 2014）。这些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多种复杂的机制，而对机制却所知甚少。
社会科学在关注气候和健康的跨学科出版物中的贡献越来越大，重点了解社会经济因素在健康影响之中的作用，以及在建立不同系统（如基础设施、治理和风险管理）调节能力方面的作用。除了在分析中使用社会经济数据，关注气候和健康的不同文献还逐步开始考虑与价值观、人权、公平和正义相关的问题。
越来越多气候和健康的文献集中在理解健康的不同社会决定因素（例如，清洁水和空气、粮食安全和住所）与气候和天气事件之间的交叉，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例如， Githinji and Crane 2014）。预计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通过粮食安全的三大支柱间接影响人类健康——食物供应、获取和利用（Vermeulen et al. 2012），清洁淡水的提供和获取（Vörösmarty et al. 2000; Watkins et al.2006）和安全（例如，冲突、移民）（Gleick 2014; McMichael et al. 2012）。
实证研究考察了生计、脆弱性和健康的交叉。例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压力不仅可以抵消生活质量的提高，还可以减缓未来的发展（Tol 2008; World Bank 2010）。 Few and Tran（2010） 研究了越南生计、气候变率和变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健康风险与源于贫困的脆弱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论证，要解决贫困人群的健康问题，可能更应把重点放在生计和资产保护上，而不是传统的预防保健行动。除了常见的健康风险评估之外， Driscoll et al. （2016）发现阿拉斯加传统社区在不合时令的环境条件中受伤更多。研究也发现气候在非洲对两个健康因素产生负面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出生体重（Grace et al.2015）。
许多关注空气和水传播疾病和气候的文章都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也研究了影响疾病敏感性和易感性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从另一个角度，一些研究气候、适应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学者在评估脆弱性时经常将健康变量考虑在内（Brooks et al.2005;Bedran-Martins et al. 2018），其他人则探索适应、缓解和健康之间的共赢（Balbus et al.2014）。还有一些人提出了评估适应健康相关问题（如传染病、死亡率和极端高温）的特定框架 （例如 ，Declet-Barreto et al.2016; Berisha et al.2017; Ebi et al.2013; Bélanger et al.2015）。
2）气候和安全
“气候安全”一词涵盖了气候影响交叉人类和生态系统安全的广泛概念（Adger et al. 2014）。针对环境变化与安全和安保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新鲜（Holdren 1991; Lonergan and Kavanagh 1991; Beck 1992）。社会环境学者将环境安全定义为需要尽量减少对社会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人为威胁（Barnett 2001）。其他人则更直接地强调安全和空间影响，将其定义为“面对无知、事故、管理规划不善而引起的国境内或跨国界自然或人为过程造成的环境危险 ，实现相对公共安全 ”（ 千年计划 ：http://107.22.164.43/millennium/es-2def.html）。
在这两种概念中，环境安全都要考虑威胁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各种社会环境压力因素。因为许多自然资源跨国界，其稀缺性可能导致国家安全问题（Malone 2013），包括冲突和战争（Dellmuth et al. 2018），使得这些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对资源的争议可能会加剧现有不利社会经济状况。例如，跨界水资源的冲突可能使现有冲突恶化，并产生新的冲突和战争（Gleick 2014;Salehyan and Hendrix 2014）。相反，资源稀缺和分配不均也可以成为合作和资源联合治理的驱动力（Priscoli and Wolf 2009; Böhmelt et al. 2014）。
此外，“安全”一词可同时指“人类安全”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Adger et al. 2014）。例如，IPCC 关注人类安全的章节在武装冲突外至少定义了人类安全的三个方面——经济和生计、文化、移民和人员流动。这些含义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文献（Barnett 2003; Smith et al.2014）。
与气候相关的威胁，学者重点关注 1）气候影响可能如何影响对安全和安保至关重要的资源（如水、食物、住所）（Linke et al. 2015; Raleigh et al. 2015）； 2）温度、降水和极端事件增加如何影响人们的安全，和产生暴力可能性（Hsiang and Burke 2014）。例如， Butke and Sheridan（2010） 发现俄亥俄州的天气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正相关。一篇综述 50 篇对暴力冲突与社会政治稳定性和气候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章中， Hsiang and Burke（2014） 发现在全球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然而，气候变化和冲突的历史重建发现，恰恰相反，冲突在较冷而不是在较温暖的气候中增加（Zhang et al.2006; Tol and Wagner 2010）。也有其他评论系统质疑这些关联，发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其实是主要的解释变量（Wischnath and Buhaug 2014）。
3）气候和天气安全研究面临的挑战
文献中的深刻分歧的争议本质，一部分来源于两方学者对什么叫有力证据的认识，也来自许多人担心如果应对政策跑得比实际证据快，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以及适应不良（Barnett 2009;Theisen et al. 2013; Adams et al. 2018）。 Dewulf（2013）注意到政策制定中不同框架如何导致有问题的结果。在土耳其，所谓的适应政策实际上是确保商品和工人的不间断流通的生物政治干预措施，而不能减少脆弱性的根本来源（Turhan et al2015）。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关于气候和能源的争论越来越多与安全相关联（Nyman and Zeng 2016）。
其他许多学者不仅在概念上（例如，缺乏理论化，以及存在复杂过程的简化）而且在方法论上（例如，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质疑气候安全的关联研究。从方法上讲，过去几年中，有关气候安全研究设计和方法的文章迅速增加，部分因为其关系公平和道德，也因为研究结果之间缺乏一致性（Buhaug 2015; Ide 2017; Nordkvelle et al. 2017; Adams et al. 2018）。 Feitelson and Tubi（2017） 对这些方法进行彻底审查后，将大 N 统计分析和定性案例研究确定为该领域最常用的方法。他们还评估了四种新兴方法： 1）统计技术和定性案例研究的整合； 2）现场实验； 3）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风险分析； 4）定性比较分析。作者提倡采用多元化的方法来深入理解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的关系。 Buhaug（2015） 列出了五个主要挑战，与领域内缺乏理论思考特别相关： 1）明确相关气候条件， 2）明确因果机制和背景， 3）明确行动者和机构，4）明确社会后果， 5）证明时空域选择合理。
文献中最突出的问题也许是样本选择（Oh and Reuveny 2010; Buhaug 2015; Adams et al. 2018）。一份最近发表的专注抽样问题的综述（Adams et al. 2018），系统地评估了许多研究中的抽样过程，证实了之前的很多批评点。他们发现现有研究中确实存在“路灯效应”问题（即，取样偏差与获取数据的便利性相关），并且，针对少数案例的研究通常依据存在冲突选择案例，而没能对独立变量（气候影响或风险）进行取样。
此外，学者们警告说，基于气候预测的气候安全政策分析与社会科学的投入之间存在脱节，需要采用更系统的方法进行整合（Lewis and Lenton 2015）。这之前 Liverman（2009） 认为不应该搞气候决定论，这些分析中也缺乏复杂性，建议针对可持续未来进行更多投入。同样， Gemenne et al.（2014） 认为，很多分析尽管涉及高度复杂性，却过分强调确定性机制。
因此，毫不意外，气候安全的科学在理解驱动因素和因果关系（Buhaug 2015; Adams et al.2018）、理解反馈、预测临界点方面，和创造让政府和其他决策者能依此行动的知识方面，都存在挑战。其他挑战包括在社会和生态系统中如何以系统和耦合的方式预防和缓解气候压力和影响，其中考虑到： 1）目前缺乏能够用于风险管理的能力和资本（例如，收入、教育、安全、技术、不平等、健康和清洁的水、获取知识和权力、获得土地）； 2）当前和未来的威胁（例如，气候变化影响、资源稀缺和污染、疾病传播、土地和水攫取、政治不稳定、政治和宗教冲突）； 3）气候安全研究识别社会环境实现可持续性，甚至在社会环境变化的背景下进行转型的机遇的潜力。
4 结论
社会科学在解释和促成解决天气和气候相关问题方面的作用已经确立。 一方面，关注灾害、天气和气候影响，以及如何避免、响应和适应影响方面，出现了稳健且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这证明在解决气候影响问题时多种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以及理解和解决气候变化的跨学科和超学科方法的快速革新，说明我们为了实现目标还需要更进一步。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有许多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证证据，但对气候和天气科学的所有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最大挑战也许是增加它们与决策和政策制定的相关性。经过天气和气候的物理和社会科学的 100 年发展，一大挑战还在于使其可用和被使用。
在 AMS 中，社会科学是最近的一个新成员，但已经迅速壮大。然而，总体而言，社会科学在出版物和影响方面对 AMS 的贡献相对较小。 AMS 开始进入第二个世纪，社会科学较之前更紧密相伴， 但社会科学仍有进一步融入 AMS 的空间，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附录：部分AMS百年文集文章信息：[章]主要作者主题（本刊介绍期次）
[01]SeitterKeithL.美国气象学会:支持科学界100年（本刊2018年11期）
[02]Stith,J.L.:大气观测系统100年进步（本刊2018年12期）
[07]CarlWunsch:海洋环流研究100年进展（本刊2019年4期）
[10]Wallington,T.J.:气相大气化学100年进步（本刊2019年2期）
[15]Emanuel,K.:热带气旋研究100年进步（本刊2019年1期）
[16]Schultz,D.M.:温带气旋：气象学100年来的研究核心（本刊2019年3期）
[17]Houze,R.A.:中尺度对流系统研究100年（本刊2018年10期）
[21]Walsh,J.E.:极地气象100年进步（本刊2019年2期）
[22]Haupt,S.E.:应用气象100年进步第I部分:基本应用（本刊2018年11期）
[24]Haupt,S.E.:应用气象100年进步第III部分:其他应用（本刊近期）
[26]Lemos,M.C.:社会科学、天气和气候变化（本期）
[-]AckermanS.A.:卫星观测世界大气（本刊近期）
[-]Held,I.M.:大气环流100年进步（本刊近期）
[-]Fu,L.L.:海洋卫星遥感50年（本刊近期）
[-]Benjamin,S.G.:数值天气预报和应用100进步（本刊近期）
[-]LeMoneMA:边界层气象100年进步（本刊近期）